枣强县政协移民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李连申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是彼此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和共同利益的民族实体，是长期抵御美西方侵略、压制和追求自身进步和幸福，争取平等和共同发展而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逐步形成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其中，各民族之间迁移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长期的融合过程中，地区开发、人才交流、文化传承、先进技艺、人口发展等促进了共同发展，奠定民族振兴的基础。

枣强人的迁出和迁入

枣强县虽小，但在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有很多历史痕迹，也曾留下了精彩一笔。
1、西汉设陵县。汉武帝在今兴平市建茂陵。建元三年(前40年)，“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元朔二年(前127年)夏:“又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茂陵。”居信都的董仲舒以“诸侯王相”迁茂陵。《汉书》有记载。董仲舒一族在枣强县只留下二子董符起，其余都到了兴平，今兴平市策村董氏自称为董仲舒后裔。董仲舒死后葬茂陵,即今“次冢”。当时迁关中的还有枣强县周边的还有：清河国清阳侯迁长安；信都国辟阳侯迁茂陵；信都国武侯迁长安；信都国历侯迁长安；清河国复阳侯迁云阳等。
2、魏黄初二年，曹丕定都洛阳后，将冀州五万户迁至洛阳一带。“欲徒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时连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后来经过辛毗的劝阻，“帝遂徙其半”。加上建安九年至十年之间，曹操攻下邺城后，迁冀州人实䢺城。冀州人大半外迁，其中枣强县人占很大比例。这是已知枣强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外迁记载。
3、晋光熙元年(306年)，并州刺史司马腾由晋阳移镇邺(临障)，将带来的并州吏民万余(多数是匈奴人)南下冀州就食，号称"乞活"。这是大规模少数民族入枣强的记录。东晋大兴三年(320年)，司马睿(晋元帝)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侨置冀州，专门安置自冀州迁来的移民，这是枣强人规模南迁的记载。
4、晋太康六年(285年)，西晋鲜卑首领慕容廆（wei）破夫余国，驱万余口而归，并不断将夫余人卖至中原。为此，晋武帝下诏司、冀二州，禁止买卖夫余人口。这说明，远在东北的夫余人此时进入了枣强一带。
5、慕容廆于晋永嘉五年，据罗黎郡(今辽宁省义县一带)，设立冀阳郡，安置从冀州归附的士族流民。这是枣强人规模北迁的记载。
6、晋建兴四年(316年)，平阳一带大蝗，饥荒，20万户投奔石勒所辖冀州。这是山西人大规模迁枣强的记载。
7、333年，东晋咸和八年，后赵建平四年，羌人首领姚弋仲率众数万东迁，至清河滠头(今清凉江边)，任后赵右丞相，亲赵王。投东晋任使持节、车骑大将军、六夷大都督、大单于、都督江淮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封高陵郡公。一同随他来枣强县第二十四子姚苌后来建立后秦国，姚弋仲被追谥景元皇帝，也就是说姚苌是从枣强县走出去的皇帝。《枣强县志》有记载。
8、336年，东晋咸康二年，后赵建武二年，索头郁鞠率众3万降后赵，部众被散迁于冀、青等六州。也就是说，鲜卑部落曾迁于枣强境内。
9、339年，东晋咸康五年，后赵建武五年，后赵攻晋荆、扬后部，掠回人口号称7万余户，实际估计10余万，迁至幽、冀州。这一年又有南方荆州、扬州人迁入枣强。
10、364年，东晋兴宁二年，前燕建熙五年，前燕攻占许昌、悬瓠、陈郡，从汝南等郡迁万余户于幽州、冀州。
11、410年，北燕太平二年，北燕主冯跋招其从兄买、从弟睹从长乐率5000户来奔。这2万多人里包括部分枣强县人，东晋义熙六年，侨置广川郡，治广川县（今山东邹平市长山镇），属南冀州，辖广川、中水、武强、索庐四侨县。广川、索庐安置的就是今枣强县人。
12、422年，宋元嘉十九年，北魏太平真君三年，宋何承天建议将滞留宋魏边界的青、兖、冀三洲2万户流民迁今山东东部和江苏北部。蛮人反魏，沈庆之征讨。魏北部民5000余落北走，追击于漠南，余众迁居冀州等地为营户。
13、483年，齐武帝永明六年。北魏太和七年三月，魏以冀、定二州民饥，诏弛关津之禁，任其去来。十二月，开林虑山禁(林州市一带太行山)，允许百姓开垦。
14、503年，梁天监二年。北魏景明四年。魏征冀等州2万人，增配寿春(今安徽寿县)。
15、525年，梁普通四年，北魏正光四年。魏破六韩拔陵部众20余万为广阳王元深收编，分散至冀、定、瀛三州就食。这是胡人迁枣强的记载。有关破六韩的记载还有破六韩常，字保年，匈奴单于后裔，北魏至东魏时期大臣，累迁车骑大将军，赠太傅、尚书令、司徒公，第一领民酋长，谥号“忠武”。北齐建立，封广川县公，为太子太保，卒于沧州刺史。
16、611年，大业七年。隋末农民战争爆发，大批北方人民为避乱迁往江南、荆襄、蜀中等南方地区，持续至唐贞观年间。
17、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曝发、北方人掀起近两个世纪的南迁移民潮。作为潘镇割据的重点地区，枣强人加入南迁大潮。一为保命，二是为避赋役过重，无法忍受，只有逃往。黄巢之乱又使枣强一带人的逃亡。继而五代十国在半个多世纪里，无不通过武力而改朝换代，战争又进一步刺激了这一带人的过迁，规模超过了安史之乱之时。如乾化元年（911年），后梁和河东军队大战于深、冀，将二州丁壮悉数驱入后梁，使之沦为奴婢，老弱者则坑杀之。不过在短暂没有战乱的时候，又有人迁入冀州，包括枣强县，史书认为是避难人民的选择和官府招抚而得充实。
18、北宋期间，继唐乾封二年（667年）、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后，先后于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年）、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黄河北流，大水灾，至金天会四年（1126年）470年的时间内，县民多流离至河南、山东一带。因为人口大量流移，宋神宗熙宁元年，枣强县省为镇。山东一些家谱记载因水患于金元时期迁山东的过程。《唐书》《宋史》均有记载。至河南的流民多在水灾过后返回故乡，但仍有一部分人成为当地的新居民。而流移至山东的多记载留居新土。北宋大臣司马光和欧阳修等对治理黄河上还产生分歧。司马光还到枣强一带亲自视察，但治理效果并不好。黄河东流、北流问题仍未解决。枣强一带人仍头顶水盖过日子。
宋辽战争也波及枣强县。会同七年（944年），辽军攻至贝州（今清河市以东），“徙所俘户于内地”天禄三年，攻陷贝州的高老镇，略地邺都、南宫、堂阳，“俘获甚众”。相邻的枣强县难善其身，被掳或流离之人不在少数。
金宋战争，枣强县于天会五年（1127年）成为大金国版图。官员、大户、士兵等随宋高宗南渡。天会六年，金廷迁洛阳、襄阳、颖昌、汝、郑、均、房、唐、邓、陈、蔡之民于河北。作为金军控制地区之一，枣强县也接收了自中原俘虏的人口，以填补因天会四年闹大水而流离人口的缺口。当然金占枣强县时也有部分人迁入黑龙江一带。“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金史》张觉传）
金灭宋过程中，每占一地，要留官兵驻守“大洲不过留一千户，县镇百户，多阙额数”。至天会十一年，“起女真国土人散居汉地”。天会十五年，废刘豫齐政权，“虑中国怀二三之意”。天眷至皇统初年（1138年-1141年），女真人“自本部族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予官田，使自耕种，以充口食”。
在女真内迁的同时，统治者为控制其他东北民族，往往强制与他们同迁内地，有契丹、奚、渤海、霫、达靼、黑水、火石、回鹘、室韦、党项、小葫芦、黠戛斯等，一是作战，二是屯田。这些大批居于北京以南地区包括枣强县的少数民族，相当一部分成为新土的永久居民。作为河北东路的冀州，女真移民是重点区域之一。值得说明的是，出于屯田的目的，大量来自东北移民是分布在农村而非城市，采用猛安谋克的组织形式，聚族而居，“与汉人错居，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他们为射猎的需要，辟出大量田地作为猎场“自京畿至真定、沧、冀，北及飞狐，数百里内皆为禁地。
随着蒙古崛起，金元战争一触即发，金大安三年(1211年)，蒙古军大举攻金，所过残破，至宁元年(1213年)，山东、河北惟“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徐、邳，海数城仅存。金宣宗下诏“听民南渡”，南迁避难的华北人很多。“今河北军户徙河南者几百万口，人日给米一升，岁率三百六十万石，半给其直犹支粟三百万石。”
“郑甫，字仲美，世为枣强广川乡人，美容仪音吐洪畅。稍长，志节豪迈。属金季丧乱，乃辇其父母避地河南，服农孝养。后闻河朔稍定，兄义奋蹟闾里，乃挈家北还。时元兵南下……”，这是乾隆《枣强县志》记载的县人南迁事例。
为安置河北遗黎，贞祐四年于单州置招抚司。金亡，士之北渡者百不二三，也就是说，逃往河南的北人多数留在了当地。像郑甫能回归，一是经济实力，主要是其兄在元廷做了官。
19、蒙元时期，木华黎平定河北，枣强人郑义帅其乡人来归，授元州路兵马都元帅兼景州军民人匠长官、龙虎卫上将军、永安军节度使。因为郑义的来归，蒙古人并没有摧毁枣强县城，得保一方平安，免百姓流离。但需"纳质、贡赋、从伐"。郑义战死在灭金归德战役中，其弟郑德温袭职。郑义、郑德温及子弟为蒙古打天下，带领枣强一带人转战四方,守卫疆土，少数人留在了南方。但“画境之制”后，郑氏一族失去了对元州，包括枣强县的控制，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担任，他们在此驻军，今大营镇老小营村就是军营聚集地(当然也可能是郑义，郑德温，郑甫设置的军营，"老小营"就是"奥鲁"的汉译。郑甫之子郑滚曾任枣强诸军奥鲁长官)。曾任河南河北道按察使的王恽在向朝廷的报告中，提到冀州境内有河西军户"闲处村乡，不时骚扰，如强耕田、白采桑、欺凌农民等事"，说明不仅蒙古人西夏人在冀州一带的军户也很多，肯定也包括枣强县在内。
元代少数民族迁居枣强县的案例"杜烟村谷氏"。该谷氏始祖讳良臣，姓奇渥温氏，是元文帝中万户男，其子仲义中元顺帝朝举人，任冀州判官，徐达北伐，谷仲义献城有功。为此父子兄弟定居冀州。仲义弟仲仁落居杜烟村，编在城社二甲里长。
“奇渥温”,是源出东胡柔然族奇源部落，即乞颜部，蒙古族最古老的部落之一。世代居住在斡难河和不儿罕山地区，其后产生了号称“黄金家族”的博尔济锦氏(索儿只斤氏)，或博尔济吉特氏。《元史·太祖纪》:“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讳铁木真，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
杜烟谷氏是蒙古族人，但元顺帝弃臣民北遁，谷仲文审时度势，投降新朝，被编为军户，谷仲仁之后勤于王政，其子旺为南京锦衣卫校尉，以征讨为功，世袭锦衣卫至明亡，成为枣强大族。谷氏淡化名贵出身，融合于汉族之中。
20、“闯关东”的枣强县人。
在明代，东北的辽东地区是辽东都司的处所，除了驻防的军人约有300万汉人。随着明帝国的崩溃，边卫的撤销，军人内退，军余舍丁、民籍或死或逃，约250万汉人外迁了。清兵入关，加上满清贵族奴隶的随迁，人口所剩仅几十万人。“沃野千里，有土无人，惟几处荒城、废堡、败瓦、颓垣，点缀于茫茫原野中而已。”（清圣祖实录）因是满清发祥地，移民开垦自然慎之又慎。顺治八年(1651年)，朝廷发布招垦令“民人愿出关垦地者，令山海关造册报部,分地居住”。颁布《辽宁招民开垦条例》，按招民多少，授以大小官职，发给耕牛、种籽、口粮等，但在与朝鲜边界，设置一条空旷地，作为封禁区，禁止朝鲜人越江进入禁区采猎。在与蒙古边界，修筑900余华里柳条边，防止边界内人进入游牧区。到了康熙七年(1668年)，康熙政府“罢辽东招民授官之例”，关外之地列为封禁。至乾隆朝，又开禁或变通放民出关。因为移民关外的人数众多，并且是在封禁条件下进行的，所以称“闯关东”。到康熙后期，实际上是对移民采取默许和容忍的态度。到咸丰十年（1860年），开禁放垦，移民迁入地包括辽东地区、吉林和黑龙江、土默特地区、热河地区、内蒙东部地区，少数人竟到达今外蒙。
“闯关东”的规模很大，时间很长，至民国，仍有人移民关外。据刘德增教授估计，“闯关东”人数为3700万之多。
闯关东的人群中，山东人占一半多，河北人占近一半，有部分山西人加入移民大潮中。除部分人返回家乡外，多数人留居。据笔者统计，枣强县有100多户加入到移民关外闯关东大潮中。
 枣强移民
陕义的“枣强移民”指明初自"真定府，顺德府"及周边保定府、河间府部分的居民迁居山东“青州府，济南府”的一次移民过程。
这一次的移民分两个阶段。一是明初由中央政府组织实施的从经济意义上大规模的农业人口迁移，以填补山东人口的缺失和农业开发。二是靖难之役以后，朱棣实施的军籍移民，根据《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洪武年间自真定府一带迁山东约36.8万人，主要是民籍。永乐年间主要是军籍移民,主要集中在济南府一带，约6000人。我们知道，今河北一带的人口是永乐年间重建的，多从山西迁入。那怎么有这么多人又迁山东呢？这还得从蒙古大军攻金夺宋说起。元初,木华黎经营河朔地区，一改蒙古人屠城、抢掠人口的最初做法，想要夺天下，自然不能杀尽抢绝毁灭。河北一带的人见识到蒙古人的强悍和巨大破坏力，纷纷结栅自保，出现了如永清史天泽、藁城董文用王善、顺天张柔、宁晋王玉、宝坻杨杰吕寿、束鹿耿福、隆平王坚、行唐邸顺、曲阳李进、大名王珍，枣强县郑义等大小世侯群体。他们割据一方，后与蒙古人合作，建立功勋，显赫多代，既成为政治受益者，更保河北一带平安，百姓免遭杀戮，所以这一带人人口繁衍众多，为明初移民打下了基础。
反观山东一带，元末自然灾害频发，《明太祖实录》记载达22次之多，农民战争激烈。朱元璋北伐，“先取山东、撤其屏蔽”。取沂州、战益都、占东平、东阿,陷济宁、夺莱阳、胶东半岛、克东昌府、乐安城。“近城之地,多荒芜。”
山东重建，势在必行。于是朝廷从河北一带的“狭乡”移民山东的宽乡，以保证农业生产、赋役供给、军丁来源。在枣强县设移民点，采用强制和优惠政策引导并用的方式，组织河北一带人到青州府、济南府、今济南市、淄博市、东营市、滨州市、潍坊市一带追求美好生活。
枣强移民迁山东的案例一：
今唐林镇王寿村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撰《董氏族谱》记载：溯吾家豢龙赐姓由来已久。惟汉武帝时广川董仲舒下惟发奋，以贤良对策，仕江都王相，而董姓益显，乃考《汉书》，江都公徙居茂陵……族谱昉自讳士明、士敬、士能、士安、士城、士新、土廉、土宽八公叙起。吾始祖讳士明之裔住前王善友，二支士敬之裔住后王善友，三支士能迁山东济阳县道口，四支士安迁章邱县康家庄，五支士诚迁寿光县洱河，六支士新、七支士廉、八支士宽同迁章邱县张家村。
而山东寿光市、青州市、章丘区董氏族谱记载与王寿村董氏族谱相同。据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董观堂考证，王寿村董哲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进士，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正是他掌管官吏“班秩迁除,平均铨法”，了解到山东寿光进士董思恭(康熙五十六年解元,六十年进士)的档案，继而相认。因此寿光、枣强董氏家谱有彼此记载。到道光21年《枣强董氏家谱》，记载了先辈硃卷謄录发科者，包括阳信县董琦、董邦政、寿光董思恭等也记录在内。并写明“兄弟八位，各居异地，俱有谱存，兹不备载。”
案例二：焦裕禄祖上迁自王均乡焦家庄村。约在清中期，章丘焦氏后人回到枣强县，在焦家庄住了三天，抄写家谱。焦肇俊在同治二年（1868年）中二甲进士，他于同治九年带一车两马，到枣强、昌邑、安丘、高密寻找宗亲。“骏自幼读时，闻族中父老云始迁之祖凡兄弟四人，讳曰增、玖、城、埸。有章丘我族城祖之后固昭昭矣。惜外恻纷纭传闻迄无定所，欲联本族不得时。自戊辰捷后，车两马，周历四方，得增祖后焉。昌邑之大庄、沂塘是也。玖祖之后在登州府黄县，然究未得考其谱系，则疑以传疑耳。即此推彼，未尝不慨然曰：埸祖后岂无考乎？遂由昌返潍，忽有郎君庄族人，口称埸出，言之颇详，盖自上世家园与归家园等村为一脉之分支(同治九年庚午肇骏为安丘郎君庄《焦氏族谱》序)。”民间期间，章丘焦氏又到焦家庄送20个字辈。2018年5月31日,焦裕禄次女焦守云到枣强县作焦裕禄精神专题报告，头一天到王均乡焦家庄省亲、座谈。赠"生生不息、源远流长"锦旗一面,她亲手种下一棵“焦桐”，现已茁壮成长。今焦家庄有碑为纪。2018年昌邑焦宗传一行二人也到访焦家庄。2022年12月，淄博市博山区北崮山村(焦裕禄出生地)焦氏族谱编委会向枣强移民文化研究会捐赠《焦氏支谱》。2019年9月焦家庄村支书焦德成率族人一行七人到章丘、博山、昌邑、安丘、兰考等地回访焦氏族人。
案例三：蒲松龄夫人迁自枣强县刘家庄
蒲松龄因《聊斋》而闻名中外。而他的夫人是枣强移民后裔却鲜为人知。蒲松龄是蒙古籍，其祖上曾担任般阳路总管。蒲松龄创修《蒲氏族谱》却是从枣强移民叙起“按明季移民之说，不载于史，而乡中则迁于枣蓟者盖十室而八九焉。”蒲松龄夫人刘氏是今淄川区道口村人。创修于道光二十一年的道口村《刘氏族谱》没有说明刘氏祖源，但民国二十一年续修族谱又记:“吾刘氏原居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到洪武间曼延于天下，以上失其谱，无所稽。自甫广祖为始，迁于枣强冀州刘家庄，永乐间又迁于山东章邱县城里新街暂住。八世文学祖由章邱移流淄川王村而大刘庄也。”淄川与章丘刘氏对接成功，只是表述自洪洞迁枣强再迁章丘错误，查嘉庆《枣强县志》，时枣强县有六个刘家庄，只是不知刘甫广迁自具体哪个村。蒲松龄与夫人相濡以沫，生儿育女，《聊斋志异》的成功问世，自然有刘氏的很大功劳。
 枣强移民的影响
相互融入。关于迁入枣强县内的移民，首先汉人是大部分，但少数民族也不是少数。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氐羌人、匈奴人、蒙古人、鲜卑人、回回人、女真人、契丹人、达靼人、党项人、回鹘人、室韦人、朝鲜人等20多个民族部落曾移民枣强。部分留居的少数民族在历史的长河里，逐渐汉化，融入到汉族之中(典型的如杜烟谷氏)。
枣强人除随晋室南渡，靖康乱后南渡，移民山东、河南等汉人聚集地外，金初、元初、清初被掳北方、闯关东，除回迁外多数融入于少数民族之中，成为永久居民。填充人口，不管是迁出还是迁入，关键是对当地人口的补充。保证了以农立国封建王朝的赋役、徭役和军丁的来源，这都是立国之本。
文化交融。语言。人们常说，枣强县方言与山东方言相近，常被误认为是山东人。实际上是明初枣强移民在山东中北部聚集人口多，影响了当地人的语言、民间游戏、宗教信仰和习俗。如今仍有大量的方言、俗话、歇后语等两地相同或相近。这充分反应在两地县志记载和现实生活中。
技艺传承。一般来讲，移民的文化程度较高。所以祖传或掌握的技能一方面能保证自身生存能力，也将先进技艺传播到新土。如章丘的打铁、惠民的木板年画、泥人塑，商河县鼓子秧歌、营皮等传承至今。
饮食习俗。金占中原,“好研芥子和醋拌肉食。”多以芥蒜汁渍沃"，以心、血、五脏等作为羹汤，并在其上撒些韭菜以调味。至今，我们爱吃的“羊杂汤”“伴杂碎”等吃法有没有金人饮食习惯?
奶油、奶酪等食品是蒙古人传过来的，影响至今，闻名全国的衡水老白干，或借鉴了元阿刺吉酒的做法。
涮羊肉更是蒙古人美食影响至今的经典传承。
而胡萝卜“自元代从胡地而来，气味似萝卜，故以此为名”(李时珍)。
与其说汉人多，影响少数民族大，从以上我们是不是也“胡化”了呢?
地名。蒙古国定制，征戍过程中带家属同行。因此，蒙古军出征时，往往携带家口、辎重同行，作战时屯驻在离前线不远的地方，称为“老小营"。由此可知，今大营镇老小营村应建于元初。另大营镇的东小营、西小营、老官营、红毛营、大营、戴家营等或就是元初蒙古军征南时所遗留的地名。至于“南军卫”“北军卫”则是明卫所所屯兵或屯田之所。而“烧盆屯、于胜屯、紫龙屯、孟家屯、王家屯、史家屯、刘家屯、齐官屯、马家屯、蔡屯、闫家屯、大屯、鹿家屯、于家屯、张秀屯等枣强村庄是典型的移民民屯。查《济阳县志》卷十六李光普撰“官庄沿革记”，考证了42个官庄由枣强移民所建的史实。《博兴县志》等也有体现。
从科举考试看。明代，枣强移民迁山东，移民后裔多在第三、四世以后才多取功名，很能证明移民身份以及他们先祖艰难生存历程。而在枣强县，明清以降文化家庭除大营郑氏外，其他如塔上宋氏、大金村步氏、江家庄江氏、史庄史氏、北流常张氏、南臣赞刘氏、北吉利王氏、王洼王氏、南吉利龙氏、单仓口单氏等无不是移民后裔。因为这些移民文化家族的兴盛影响了整个枣强县的文化氛围。有清一朝，在今衡水市一带，枣强县虽然人口较少，中进士人数却是名列前矛。书院最多。历来重视教育，就是在抗日艰苦时期，全县中等以上村都建有初级小学。
在金元时期，后辈见上辈，下级见上级的礼节是下跪，而中原的礼节是唱喏而非下跪。女真和蒙古人入主中原，下跪礼节推向全国。
游牧民族很少务农，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在中原各地屯田作战之余，逐渐习惯了农耕生活，与汉人杂居，共同的经济生活为文化趋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汉族妇女从一而终是从小接受的伦理观念。元朝中期以后，一些蒙古妇女受汉文化的冲击接受了这种观点。出现了不少“节妇”。传统上父死收其庶母，兄死弟收其嫂的收继婚制，也被蒙古移民所唾弃。丁忧制、庐墓习俗，卜地安葬先人，祭祀列陈酒肉的汉族丧葬礼仪也被接受。居住也由从前的毡帐为家，改为修建房屋。为有功的人建祠造像也时兴起来。甚至随着民族融合而加深，“蒙古人、色目人纷纷易汉名。到了元明易代之际，为不暴露民族身份改汉性更是普遍现象。朱元璋更是强迫同化政策，蒙古人、色目人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关为奴。”
山东是枣强移民的重点区域，移民以民屯的方式组织起来，并委以屯官进行管理，因此他们的垦殖内容容易受到官府控制。朱元璋、朱棣父子强调种植棉花，特别是朱棣，要求各里分老人劝督，擂鼓下田，若不遵行，视为犯法。每户要如法种桑株、枣柿、棉花。“敢有违者,家迁化外。”以致明政府每年向山东征收的棉花中，93%出自于兖州、东昌和济南三府。可以看出，中央政府提倡的植棉，在移民区能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后续是这里棉纺织业也很发达，并承担了军用棉布的上供任务。同时又为枣强移民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保障了有尊严的基本生活。